馬家奇認為，傳統傳染病監測與預警方式的主要弊端在于：一是“被動監測”，即依賴臨床醫生的主動診斷和報告。傳染病的早期診斷，需要醫生結合患者多病原檢查檢驗結果和流行病學史等進行綜合判斷，很可能因病原檢測結果延遲、缺乏風險識別輔助等各種因素，使得醫生無法及時、準確做出診斷，導致傳染病漏診和遲報、漏報，甚至忽略對疑似新發傳染病的早期排查。二是“人工報告”，存在信息采集緩慢、數據準確性不高等問題。上報流程存在斷點，導致監測報告時效性、監測數據準確性均有所下降。數據顯示，從臨床醫生作出傳染病診斷，到疾控人員看到報告，一般需4個小時以上。手工轉錄的方式，也為各種人為因素導致填報信息錯誤提供了可能。減少傳染病傳播范圍，保護人民生命健康，降低醫療資源負擔。北京利翔科技傳染病系統落地

國家前置軟件項目由國家頂層規劃、統一開發，主體建設單位是國家疾病預防控制局，運行實施單位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馬家奇介紹，國家疾控局組織中國疾控中心、部分醫療機構、大學組成技術工作專班和**咨詢組，建立**實施團隊，指導承擔建設任務的單位采用原型迭代的開發方式，“邊設計、邊驗證，邊開發、邊試點”的并行方式，在6個月時間內實現了較早版本的全國培訓部署。馬家奇強調，國家前置軟件項目不是對2003年建立的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的“推倒重來”，而是對該系統的一次重大技術重構，是對系統監測預警能力的提升加強、優化完善，在疾控信息化建設整體規劃設計中的地位和作用至關重要。福建利翔科技傳染病系統對接實驗室檢測結果作為監測數據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傳染病預警和防控具有重要意義。

譬如，一位病人在上海某醫療機構就診時，當醫生在醫生工作站內診斷了（疑似）傳染病，信息系統根據病種名稱自動彈出已從醫保卡/掛號信息中自主采集的基本信息及診斷的傳染病報告卡，醫生補充個別字段即完成報告；后續，該病例信息通過專網，實時逐級上行到區、市、國家平臺。問哪些傳染病需要通過系統進行報告？40種法定傳染病一旦發現，必須通過系統報告，包括甲類傳染病（鼠疫、霍亂）、乙類傳染病（如麻疹、登革熱、猩紅熱、等）、丙類傳染病（如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手足口病等）。此外，當地**和衛生行政部門如果認為有必要按照乙類、丙類管理的其他地方性傳染病（比如上海將水痘納入丙類管理），或者其他暴發、流行或原因不明的傳染病，以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和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等重點監測疾病，也可納入報告范疇。

首期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全覆蓋”國家前置軟件項目是強化公共衛生體系建設，推動傳染病監測預警數字化、智能化轉型的關鍵一環，得到了國家層面密集出臺的相關政策的保駕護航，以確保這一創新變革的全面推進和深入應用。如：國家疾控局、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三部門聯合印發《醫療機構傳染病防控責任清單》，明確醫療機構應履行包括傳染病監測和報告的七項職責；《全國疾病預防控制行動方案(2024—2025年)》要求：二級及以上醫療機構部署實施國家傳染病智能監測預警前置軟件，“一數一源、一處采集，多級實時共享應用”，推動建立醫防協同數據共享新模式。《全國醫療衛生機構信息互通共享三年攻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明確提出，各地要通過系統改造和部署實施國家傳染病智能監測預警前置軟件等技術手段，逐步實現傳染病報告、病原學檢測和嚴重臨床癥候群等信息對接。傳染病系統可以預警功能更全。

傳染病監測預警系統的創新，不僅體現在技術層面，更在于其“平戰結合”的設計理念。日常運行中，系統持續強化數據治理與模型優化，確保預警靈敏度與準確性；**發生時，系統可快速切換至應急模式，支撐應急指揮、資源調度等全流程管理。這種“平時筑基、戰時攻堅”的能力，使公共衛生防控從“經驗驅動”轉向“數據驅動”，為其他地方傳染病防控提供了可復制的“環球方案”。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推動監測預警系統向更智能、更高效的方向演進，為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貢獻科技力量國家疾控局將風險分為極低、低、中、高四級，并推動建立標準化算法模型庫。重慶利翔科技傳染病系統平臺

防控處置是傳染病防控的終目標。北京利翔科技傳染病系統落地

部署監測預警前置軟件是全面推進智慧化多點觸發傳染病監測預警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醫療機構與疾控部門之間的“紐帶”，國家傳染病智能監測預警前置軟件實現了醫療機構與疾控系統之間的信息互通與共享，有助于疾控部門更快地掌握**情況，制定有效的防控策略。真正實現了傳染病監測預警從“垂直條線”走向“醫防協同”，促進醫療機構履行傳染病防治法定職責，加強醫療機構與疾控部門的緊密合作，為疾控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北京利翔科技傳染病系統落地